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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亚各经济体快速复苏并重拾增长，伴随东南亚社会经济格局的演进，该地区中产阶级不断壮大，消费需求日益高涨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国内市场的供应链需求也亟待满足，由此，中资企业在东南亚日益增长。于中资企业而言，东南亚经济体的基本面吸引力巨大，包括市场体量大、经济韧性强、消费水平涨、基础设施好，以及劳动力成本低。该区域内正在进行的能源转型亦为外商投资提供新机遇。越南正完善国家电力发展规划,寻求替代煤电的电力来源,逐渐转向清洁和可再生能源,将太阳能发电和风电项目(海上风电项目除外)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。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建厂热度不减。目前，中国光伏企业在东南亚布局光伏产业链,涉及组件、电池片、硅片及玻璃胶膜等,总产能已突破40GW。另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的统计数据，2022年，在马来西亚批准外国直接投资1633亿林吉特中，来自中国的投资额达554亿林吉特，占33.9%。根据汇丰2022年底的一项调查，中资企业正计划进一步投资其在东南亚已经布局的几大市场，并计划拓展至域内新的市场。基于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预期，中资企业在科技、新能源以及数字化领域大举投入，以期占得商业先机。但因法规与当地生态不同，中资企业亦面临障碍。国际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（BakerMcKenzie）马来西亚成员所合伙人贺钰豪（AddyHerg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在过去的5-7年间，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，到东南亚区域投资。但因当地政策的不明朗，加之企业本身对政策的理解不太全面，致使企业的投资活动面临障碍。外商投资审查或是最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，欧盟与美国相关审查逐步趋严，相较之下，东南亚地区仍可被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市场。贺钰豪说，该区域对外资入境审查基本一视同仁，并不会区别对待来自某一特定区域的资金。东南亚内监管机构更多的考量是，外资入境投资是否会对生态环境、人文环境、社会协同发展等领域造成不利影响。“但这些考量对任何外资投资者都适用，而不会针对来自任何单一国别的投资者。”符合当地法律法规外，投资活动更多的是需要与当地人文社相契合。如，中资在东南亚落地制造业工程或大型基建项目时，需要增聘当地员工，在这一方面，不同国家对于劳动力的资质、规定与态度方面，均有所不同。贺钰豪表示，与普遍东南亚地区相比，中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较高，但执行力度较强，专业水平也相对较高。因此，企业若将对国内劳动力的预设应用于东南亚开展的商业项目时，可能会出现不对等的情况，从而影响到项目进程、资金情况，甚至还可能触发违约。“需要关注当地政府在经济政策领域内的导向，不同国家在这一方面差别较大（即便不能以偏概全）。”贺钰豪说，马来西亚优先重视数字经济投资、制造业与能源投资；新加坡则偏好包括金融科技、互联网在内的新兴经济领域，印尼则有一套综合性的考虑，既需要能源转型相关的投资，也欢迎数字经济投资及基建项目的投资。其次要关注经济需求，这与政府的经济导向往往直接相关。印尼与菲律宾等国家不仅对特定领域的投资有着相应规定，在一般性投资领域内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，其中包括企业人员组成、管理结构设计等。中资企业在取得相关控制权、项目设计等方面，应该做出精细的考虑。“马来西亚非常欢迎外资，尤其是中资。”贺钰豪补充，马来西亚与泰国、新加坡相连，劳工成本与后二者相比偏低；同时，马来西亚政府近年来加大对东马、沙巴州等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力度，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。在马来西亚的投资生态中，中资能够发挥与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外商投资能够发挥明显的主动性。贺钰豪称，在东南亚地区，国际性大型机构与企业在未来5-10年间将持续重塑价值产业链，并展开战略性的评估与部署。东南亚内，很多细分市场尚未达至饱和状态，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其表示，在这一发展红利之下，外资企业在东南亚进行投资并购时应该注重长久战略效应，以及投资活动对整套产业价值链的催化作用。东南亚的经济转型近年间明显加速。如，在新能源领域，过去五年内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内部还处于一个较为焦灼的状态，虽然当地每年都会有吸引外资的相关优惠政策出台，但专注度与力度并未特别大。但目前，大部分东南亚地区在电池储备、数据中心等方面的投资导向有了明显的飞跃性增长，经济转型步伐加快。贺钰豪称，中资企业在东南亚未来3-5年内，有机会运用其技术、资本和市场经验方面的优势，取得良性、有持续性的成功与成长。这些领域包括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、游戏和娱乐产业、电子商务和物流、清洁能源、健康医疗、电子制造业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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